黄洁夫 换头术 非中国光彩 中国不容许这种实验-中青在线

2017-12-02 11:24

  11月17日,意大利外科医生塞尔吉?卡纳瓦罗对外发布,本人胜利在一具遗体上实行了世界第一例人类头部移植手术。备受中国网友关注的是,手术实施地点就在中国,哈尔滨医科大学的任晓平教学也参加领导了这次手术。11月30日,中国人体器官募捐与移植委员会主任、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接收媒体采访时表现,这开端颅移植实验违反了中国器官移植有关法规,也违背了基础的伦理准则,应该查究有关单位伦理审查委员会或引导人的义务。12月1日,北京青年报记者就这一话题对话黄洁夫。他表示,无论是技术层面,仍是伦理方面,“换头术”都是不可行的,还会为中国的器官移植事业带来不良影响,“中国毫不容许进行这种临床实验。”

  谈“换头术”:这个第一不做也罢

  北青报:“换头术”这个概念是最新的吗?

  黄洁夫:其实“换头术”这个提法并不新颖,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,苏联科学家就已经做过“换头”的手术,当时是把一只狗的头移植在另一只狗的背上,成了“双头狗”。这个狗后来就存活了3天,由于移植上去的狗神经没有措施和受体融会,所当前来苏联就废弃了这个手术。70年代,美国的迷信家也在狗身上做了“换头”实验,但这只狗存活时光还不到24小时,尔后又做了良多例,证明脊髓中枢神经的再生是没有可能的。

  北青报:既然提出时间这么早,此后的多少十年里,“换头术”就没有一点进展吗?

  黄洁夫:“换头术”的提出时间其实和其他器官移植时间差未几,之后其他固体器官的移植都有了发展,好比肝脏、肾脏等,但头部移植始终不行,匆匆就很少有人去做这个实验了。偶然也有人做,其中最热衷“换头术”的就是意大利神经外科医生塞尔吉?卡纳瓦罗。

  北青报:塞尔吉?卡纳瓦罗对“换头术”的痴迷仿佛在寰球都很著名,你怎么看他把手术地点选在中国?

  黄洁夫:最早卡纳瓦罗的换头手术有一个俄罗斯渐冻人患者做意愿者,当时他在杂志上发表了要在这名患者身长进行换头手术的新闻,成果引起了全球医疗界主流声音的坚定反对。反对的人多了之后,“换头术”在意大利的声音就缓缓沉了下去。之后卡纳瓦罗就将手术地点选在了中国,至于为什么选在中国,外媒评估说“因为中国事一个最没有伦理底线的国度”,所以才抉择在中国做。所以说,这不是中国的光彩,而是在给中国器官移植事业争光。有些网友可能很愉快,中国成了“换头术”的第一,但这是一个很丑的第一,不要也罢。

  谈技术:1还不,何谈100

  北青报:这个试验自身有鉴戒意思吗?

  黄洁夫:在两个尸体上做所谓的人头移植,其实是很粗糙的,同时也很浅显,可以说这是一台谁都可以做的手术。实际上,这次完成的只是一个解剖学上的模型。

  北青报:从您的角度来看,“换头术”在技术层面有可能实现吗?

  黄洁夫:头颅移植不同于其他器官移植,它牵扯一个中枢神经的连接问题。到目前为止,神经元不能再生已经是大家的共识。我们有千千万万脊髓伤害的患者,腰椎一折断,脊髓就瘫痪了,也就是说本身神经略微受点损害就不能恢复,何况是割断之后再连接上异体呢。在动物实验中,我们已经证明,脊髓是接不上去的。现在炒作要用“胶水”把神经粘起来,从而实现脊髓横断再连接,这是不可能的。美国一篇十分有名的文章评论说,“这种实践就像把大西洋底的光缆堵截,而后再用胶水粘起来”,荒谬好笑。

  北青报:未来神经连接技术有所冲破后,“换头”可能成真吗?

  黄洁夫:除了中枢神经的衔接外,“换头手术”还有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就是排异反映。我是做肝移植的,大家都晓得肝移植、肾移植等器官移植都会有排异反响,固然现在已经可能节制的比拟好,但这究竟只是一个小器官,对身体整体来说,只占很小的一个比例,用免疫排挤药还是可以把持。但假如是换头的话,首先你很难断定哪一部分算这个人的主体,哪一部分算被移植的部门,即便依照当初卡纳瓦罗的说法,头算主体,肢体算移植过来的,你也很难设想要用多少免疫排斥药。光吃免疫排斥药,就会把人治逝世,因而从技术上是完全不可行的。

  北青报:那您看好相干技术的发展吗?

  黄洁夫:暂且不提头颅移植,相对照较简略的同种异体肢体移植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成功过,就是一个人接上另一个人的肢体。其实血管之类的连接并不难,但目前所有接受过这一手术的患者都没有恢复肢体的功能。重要起因就是因为神经不可再生,你想四周神经都不行,中枢神经就更难;另外,接受这一手术的许多患者还呈现了精力疾病方面的症状,始终感到这个肢体不是他自己的,甚至还有人因此自残。简直所有人最后都取舍了截肢,改为接受义肢。在同种异体肢体移植的技术还没有进展的情形下,头颅移植在技术上显然更不可能。1都没有,怎么能去做100?

  谈伦理:每个活着的细胞都是“我”的一部分

  北青报:如果技术上完全可行的话,是否就可以进行“换头”?

  黄洁夫:技术只能回答能不能做成功的问题,但要不要做、应不应该做却是伦理层面的问题。如果然的答应“换头”,那是头算人,还是身体算人呢?对这个问题的答复,现在还是有争议的。可能有些人以为,头作为神经体系最高等的部分,可以通过神经掌握全身,应该被算是人的主体。但从我一个外科医生的角度来看,人身上每一个活着的细胞都是这个人的一部分。而且在我做器官移植的经历中,确切有许多案例证实,器官被移植后,受体可以通过被移植的器官接受到供体信息。从某种角度来说,你存在在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。

  北青报:其他器官移植技术成熟前是否也曾阅历过相似的伦理困难?

  黄洁夫:不同器官,情况不一样。举个例子来说,上世纪70年代,我国器官移植的开创人裘法祖所在病院曾经做过睾丸移植的手术,其中有一例成功了,是父亲的睾丸移植给了儿子。后来儿子有了孩子,于是涌现了伦理上的问题,这个孩子到底算谁的?那场大争论之后,我国就撤消了睾丸移植手术。头颅移植也是一样的,即使可以成功,那这个活下来的人将来要是有了孩子,孩子应该算脑供体的,还是躯体供体的?

  北青报:这种伦理学上的争论可能跟着技术先进渐渐达成共识吗?

  黄洁夫:对医生来说,最主要的就是敬畏性命,不能对病人造成损害。一个手术能不能做,不说在全社会获得共鸣,至少要在医学界达成共识。我留神到有网友将头颅移植的争议和肾移植类比,但肾移植当时面临的争议实在是不同教会之间的争辩,和头颅移植完整不同。

  北青报:医学伦理跟技巧提高之间应当如何取舍?

  黄洁夫:医学有禁区,科学有红线,不是说这个手术能做成功就可以做,咱们首先要斟酌的是应不应该做、做了好不好、能不能被人类社会所接受。技术能够解决的问题太多了,比方说孕期检测胎儿性别,但这是不被许可的。

  谈追责:违反中国器官移植条例

  北青报:所以您对“换头术”是明确反对的是吗?

  黄洁夫:我们不反对头颅移植的实验研究,科学研究是没有问题的。我们反对的是,炒作在人的身上进行临床头颅移植。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。有网友质疑说我们反对头颅移植会不会妨碍科学研讨发展,不是的,我们是反对现在炒作的临床对遗体进行头颅移植。假想一下,如果你是遗体馈赠者的家属,你会乐意亲人的遗体被用于这么粗拙的实验吗?如果我们把在动物实验中都没有取得成功的技术,用在两个充斥爱心的捐献者身上,这是对生命最大的不尊敬。

  北青报:此前您在先容媒体采访时曾提到盼望哈医大就此事追责,便利介绍下“换头术”详细违反了哪些条例吗?

  黄洁夫:首先是违反了我国《人体器官移植条例》,条例中明白划定了,所谓人体器官移植,是责备取人体器官捐献人存在特定功效的心脏、肺脏、肝脏、肾脏或者胰腺等器官的全体或者局部,将其植入接受人身材以取代其病损器官的进程。其中并不包含头颅。另外,最根本的《执业医师法》中也规定,以病人为中心,不能伤害病人。还有其余很多条例,每一条都守法了。

  北青报:有网友指出,条例中有“等器官”的表述,因此头颅也应该被包括在内,您怎么看?

  黄洁夫:头颅不算器官,大脑是个器官,头不是,所以不能算的。

  北青报:那追责会立刻提上日程吗?

  黄洁夫:这个决议权并不在我,我只是一个倡议。在中国用两个遗体做这样一台毛糙的手术,家眷批准吗?两个遗体身前是否曾表白过乐意把他的头去做这个实验的志愿?这些都是须要考察的。

  北青报:您怎么对待这次“换头术”造成的国际影响?

  黄洁夫:大家都知道,我国的器官移植一路走来很不轻易。从一开端大家都不看好,“中国人讲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,不会有人捐献器官的”,到今年我们已经实现了5千多例器官捐献,加上支属间活体器官捐献,共计1万6千多台器官移植手术,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器官移植国家。可以说,中国已经走上器官移植的舞台,正在走向器官移植的核心,打算2020年以无可辩论的伦理学方法成为世界第一器官移植大国。在这样的紧要关头,我们怎么能用最能引起伦理学争议的移植手术,来增添中国的累赘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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